金宝善教授是我国卫生界的老前辈，老一代的公共卫生学家。他生前是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卫生系的一级教授、名誉系主任。金教授1893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

金宝善在绍兴读中学时期，就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前的一些革命活动。1911年东渡日本，先在千叶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千叶医专就读。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研究传染病及生物制品，以后又到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全球最大的赌钱网进修，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1919年，金宝善自日本回国后，在当年刚成立的北京中央防疫处任职，主要担任各种血清抗毒素的制造工作。在此期间，他研制成鼠疫疫苗、免疫血清、抗毒素及牛痘苗等多种生物制品，是中国自制这类生物制品的先导。他在旧中国那样贫穷落后、经费匮乏、人才不多、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自制生物制品开辟了艰难的道路。

从1928年起，他先后从事卫生防疫技术和卫生行政工作，由任技正开始直到当上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他一开始就参与了旧中国卫生防疫机构的组建，以及各项卫生方针、政策的制订和组织实施，几乎经历了旧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从创建到发展的全过程，为20～40年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建设、收回海港检疫权、建立现代医疗卫生制度，以及建立卫生实验区的地方、乡村、边疆卫生机构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宝善正担任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副署长。1938年初，由于日寇大肆侵占我国领土，卫生署从汉口迁到重庆。为了做好从汉口经湘、桂、黔而至重庆沿途的卫生防疫工作，他沿途奔走，负责组织伤兵及难民的医疗救护工作。1941年，他任卫生署署长后，仍继续组建各种卫生站、医疗队、抗疟队等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曾派观察组到敌后八路军各根据地视察八路军的抗日情况，他们了解到这些地方十分缺乏医治伤病员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答应一定要设法向敌后八路军和延安输送一批医药。后来这个观察组送来的医药品运到了重庆，当时金宝善任卫生署署长，他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将这批医药品送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建国以后，周恩来总理对金宝善先生支持抗日的表现没有忘记，曾通过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杨崇瑞局长欢迎他回国。

 1940年日寇先后在浙江的宁波、衢县两地使用细菌武器空投鼠疫杆菌，宁波发生了鼠疫，浙江省卫生处将日寇在衢县空投的细菌培养的颗粒寄到重庆，当时主持细菌检验工作的金宝善教授确认是鼠疫杆菌无疑。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对外公布日寇的这一罪行。1946年上半年，当有一个从日本东京来的法官到重庆了解日寇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实况时，金宝善教授请当年参与实际现场调查的人与其面谈，同时交给他一份英文的调查报告抄件，并表示，我懂英、日两国文字，将来审判日本战犯时愿出庭作证。

 1948年秋，金宝善教授到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就任医务顾问，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争破坏国家的儿童给予必要的救济，提供一些食品，补助一些经费以防治儿童的某些重要疾病。1949年上半年，他曾受命拟了一个防治中国江苏江北一带儿童黑热病的计划，后因形势变化，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金宝善当时身在国外，他闻讯后欣喜万分，感到祖国有了希望。1950年3月，他拒绝了高职高薪的许诺，毅然响应号召携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建设。

金教授回国后，先在卫生部担任技术室、参事室主任，1954年到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任系主任、一级教授，同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卫生杂志》主编等职。

 1955年5月，金教授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浙江视察团赴浙江视察农村卫生情况，当他看到浙江医学院的员工利用假日参加预防血吸虫病的灭螺工作时十分感动，认为“这样不但使员工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做了有力的帮助，并且在提高对中国农村卫生状况的认识上也起了作用，还可使员工们在政治思想和专业教育上得到实践的机会，其意义是非常之大的”。他看到广大农村培训了大批的保健员、卫生员和接生员为农民开展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时，感慨地说，“在人口多、疾病多而医生少的农村里，旧时代认为不可能解决的农村卫生问题，现在已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找到了出路”。

 1957年5月，他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医疗机构应执行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制度，克服医疗机构只做治疗而缺少致力于预防工作的情况，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必须加强，必须充实高级专业卫生干部和仪器设备，各种经济文化部门应主动关心劳动人民的健康。并建议卫生部和有关部门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学习运动，制订相应办法来贯彻执行，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有更全面的进步，以保证经济文化建设的迅速完成。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在目前深化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看到新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他极为高兴，他说：“静坐瞑思，将解放前后卫生事业里中西医的处境情况作一对比，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和正确的政治领导，光靠一点科学知识是丝毫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的。以卫生事业里的医学教育为例，解放后不久，在院系调整时，上海原有的圣约翰、震旦、同德等三个医学院合并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将英、美、法、德等三派西医熔于一炉而成为一家人，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像的。中西医间的对立问题也开始解决了。在新中国的社会里，无处不出现着历史的奇迹”。

金宝善教授在解放后回国的三十年中，虽然在1957年和十年浩劫中受到两次严重的冲击和伤害，但他始终热爱社会主义，愿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在他耄耋之年、行动已不很方便的时候，仍然甘为人梯，为教师开办英语和日语学习班，每天拄着拐杖到图书馆查阅、翻译和摘抄最新的各种外文资料分送各学科供教师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参考。

粉碎“四人帮”，改正了1957年对他的错误决定以后，他重新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心情非常舒畅，更加积极地关心国内外大事，表示在他“所剩不多的岁月里，要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在金宝善教授诞生10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那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以及他对我国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和卫生事业管理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要学习他那种忧国忧民，为了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苦苦追求，乐此不疲的敬业精神，把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更好地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服务，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宏伟目标迈进。

（本文载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3年第27卷第5期第278－279页）